摘要：人性论是儒家义理的基础，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则是儒家人性论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是性本善论，不是性向善论。奥古斯丁作为早期教会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世纪教会神学影响极大，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诉诸奥古斯丁的神学权威。本文通过对两者关于人论的观点探讨，以及观点的出发点，进行深度思考，从而为当下中国教会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事工提供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孟子 性善论 奥古斯丁 人论 基督教中国化

一、引言

战国时代的孟轲，享年84岁，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有这样的高寿，实属少见。他用尽一生宣讲他的政治哲学，却未能实现其理想抱负。但是在他离世之后，孟轲的地位逐渐出现改变，汉武帝为稳固封建秩序，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孟子开始受到重视。东汉时期赵岐将孟子称作“命世亚圣之大才”。他的人性学说对中国的性格塑造产生极大影响，儒家经典三字经里“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和孟子关联颇深，这是笔者开展对他研究的根本原因。奥古斯丁比孟子晚生六百余年，这二人原本并无关联，但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神学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明显，在基督教的救恩论、人论以及末世论方面，他都做出了极大贡献。本文尝试对两者留下的作品进行文本对照，梳理作者的人论思想，为我国基督教当下正在推进的基督教中国化神学提供借鉴。

二、孟子人论的基本概念与处境性研究

（一）孟子人性论思想解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其早年丧父，由母亲仉氏抚养成人。孟母极重家教，史称“孟母为儿三迁”，为孟子的早期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得以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从而承袭孔子之后儒家道统。子思（孔伋）乃孔子之嫡孙，为战国初期重要的儒学传人，孟子之学统即源于此。

约四十岁起，孟子仿效孔子周游列国，历时二十余年。其行迹遍及齐、宋、滕、魏、鲁等国，地理范围覆盖今山东、河南及江苏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孟子针对战国时期盛行的法家霸道政治与暴力征伐，提出了以“仁政”与“王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方案。据《孟子》一书载录，他曾与十余位诸侯国君展开对话，力陈“保民而王”的政治理想，旨在救民于水火。然而，身处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中叶，其学说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未能见用于当世。

近古稀之年，鉴于他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孟子遂结束游历，返归邹国。晚年他退居讲学，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撰《孟子》七篇。该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亦确立了孟子作为先秦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及“亚圣”的历史地位，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二）孟子人论的时代处境及想要解决的困境

孟子不同意告子人性论的观点。在《告子上》记载他与告子展开了精彩的辩论，以驳斥告子人之论为主。孟子对人性善最完善的正面陈述，是在《告子上》第六章中，也就是紧接着前一节引文、对公都子的回答：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

孟子的人性论在孟子的作品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然性，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把“人”和“非人”区别开来。他反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告子以此说明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告子以流水为喻，委婉地指出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其发展方向取决于外在环境。与之不同，孟子则针锋相对，他坚信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犹如水向下流，事物之所以失去本性，是因为外力的作用。孟子通过牛山树木被砍伐的现象，揭示了在欲望和利益的驱动下，人的善良本性是如何被残害的。在孟子看来，告子把人身上的“人性”和“兽性”混为一谈了。比如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就是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孟子认为不成立，食、色只是人与动物相同的本能而已，不属于“人性”。二是从人的社会性，为什么会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第十九章）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 于是孟子得出结论：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 {3}

在孟子看来，人的“人性”受环境、条件等后天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好坏，影响的只是后天行为“为善”还是“为不善”，并不能影响“人性”的一分一毫。孟子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章句上》第二十一章）“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章句下》第二章）对治人者来说，治理天下不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章句上》第七章）

孟子认为故“可欲之谓善”，他理解为人的意志自由，完全可以由我欲求、控制、掌握的即善。具体就是人生而所具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是善。从孟子角度理解，人只要顺依自身自然情感，就可以“为善”，也就能开展道德实践。孟子将规范性行动的根源追回到人的内心，一切合乎美德的行动，都是首先发自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先经过任何审慎的判断或是理性的计算。孟子的人性善论建立在通过情感来回应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前提下。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人成为“君子”，一部分人成为庶民或“小人”，这是因为前者对“人性”存之，后者对“人性”去之。{4} 尽管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是现实中人却存在着诸多不善，乃至恶行存在；他将此种恶归咎为：“放其心而不知求”。

张岱年先生也明确地说：“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生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 {5}

孟子为人性善辩护，其实有一个历史背景，当时诸侯推崇“霸道”，称霸诸侯的手段是兼并。孟子却向诸侯灌输推行仁政的思想，后者主张对百姓进行强硬手段，以武力征服。就是战国时期编户齐民制度的普遍确立，逐渐瓦解了早期基层社会中自治能力比较高的村社、宗族等小共同体，人们成为官府乡、里基层组织控制下的原子散沙，实行连坐和鼓励告发，进一步激发了人性中恶的元素。

齐、魏等国大力效仿秦国商鞅变法，魏国的《户律》《奔命律》重点打击商人等群体，还把这些被视为贱民的人直接派往前线充当炮灰、填埋沟壑，采取残酷的军国动员措施。战国时期孟子与之针锋相对，重点说明人性善，这与他对基层社会组织的辩护以及要求方式相互呼应。他觉得当时的乡村社会存在具备自组织能力的小共同体，其中大部分以血亲关系作为共同体的纽带。孟子期望诸侯推行仁政，而非苛政。

孟子所提出的性善论并非对人存在恶行的否定，也不是对社会现实中人性的冷酷漠然视之，而是在说明乡土社会里小共同体中的民众具备相互为善和自我治理的能力。在其中开展训练、培育并放大善的种子，才具备将此善进一步拓展至大共同体以及陌生人的机会，或者通过同心圆结构的模式，逐层向外散发善意。自然越靠近内核，善意越浓郁；越处于外层，善意越淡薄。对于更为遥远和陌生的群体，通过贸易往来开展生意从而实现合作即可。孟子想提供不同于当时社会治理的方法——“仁政”。此一维度，亦是当前孟子人性思想研究中常被诸多学者疏漏的关键视角。 

 三、奥古斯丁的人论与时代性意义研究

（一）奥古斯丁人论思想探索

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 —430A.D.）诞生于北非迦太基的小城塔加斯特（现今处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区域），他自幼接受优质的罗马古典教育，年少时就展现出卓越才能，很早就精通修辞学、演讲、逻辑等知识。父亲是本地的罗马税吏，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一生都为她儿子的灵魂守望祈祷。公元374年，奥古斯丁前往迦太基担任教职，他竟背离儿时所信的宗教，多年来深陷摩尼教之中，其生命也在强烈的情欲里失去自我。公元383年，他原本打算前往帝国都城罗马一展抱负，但是却遭遇欺诈与疾病，遭受沉重的打击。之后于384年，在朋友的协助下抵达米兰，谋求修辞学教授一职。在米兰旅居时，听闻当地有名之人安布罗修（Ambrose）拒绝出任总督，改任教堂主教，便怀着仰慕之情前往教堂聆听米兰主教安布罗修的布道。 期间所经历的花园事件，深深触动他的心灵。经过这一特殊经历，最终在387年的复活节，他决定接受安布罗修主教的洗礼，重新回归基督的怀抱，同时舍弃沉溺多年的摩尼教信仰以及放纵的情欲生活。随后回到故乡，潜心修道并撰写书籍，公元396年，出任希波城的主教；撰写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向他人倾诉自己探寻上帝、皈依基督的内心历程；公元427年，完成巨著《上帝之城》的创作，他对异教的荒诞、新柏拉图主义的错误予以批判，尝试对上帝的国度进行系统的阐释。他认为上帝之城是人类历史的最终落脚点，是真正的永恒之城。他一生持续进行写作，在关于与伯拉纠和多纳徒派的争论方面留下众多作品。

奥古斯丁的人论。他身为一名深刻信仰基督的思想家，阐释人论是凭借《圣经》里的基础观念，并非把人类置于一个抽象的时空方面。他觉得人性自亚当堕落之后就深陷于罪性之内，意志薄弱，理性受蔽，只有凭借上帝的恩典才可得到救赎；又把自由意志当作人堕落的原因，表明人虽因罪丧失行善的能力，但仍然保有选择归向上帝的机会。人性并非完全堕落，也不是天生纯善，而是于神圣恩典和历史情境的交融中持续被改革与塑造。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将他处于阴暗阶段直至成人生活期间的罪恶全然展现出来，他时常重点提及自身的堕落以及神的恩典所具备的强大医治与更新能力。

在奥古斯丁所建立的完备恩典体系里，在蒙恩得救、追求成圣的天路征程中，恩典必定率先临到，上帝从外部介入来激发我们的意志，随后人同神携手合作，人的意愿与神的旨意相互符合，最终他帮助我们坚持到终点，矢志不渝。他说:

“他的慈爱引领我前行。由于他行于我们之前，故而我们能够获得医治；因为他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由于他向前行，故而我们能够秉持对上帝的忠诚去生活；由于他随后跟随，故而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永恒地生活，因为离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他说上帝的预知，即便在当下就确知你未来的福分，却并不消除你想要有福的意志。”  {6}

奥古斯丁主张，上帝的恩典不会强迫人，它于人的意志之中，开展感动与引导的事务，让人心悦诚服，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其旨意会在人的意志里实现。 陷入堕落的人尽管仍然拥有自由意志，却没有能力去实行善举。如今通过恩典的运作，他意志的方向能够改邪归正。在他晚年的作品《上帝之城》一书中强调：

“所以根据上帝的方式生活，而非根据人的方式生活的人必然是善的喜爱者；由此能够推断，他也必然憎恶恶的事物。进一步来讲，因为不存在人的本性是恶的情况，恶之所以成为恶是源于某些过错，所以根据上帝旨意生活的人对恶负有一种恨的义务。” {7}

奥古斯丁并非全然否定意志选择的意义。他觉得人于尘世生存，既代表着悲苦，也代表着希望与期盼。奥古斯丁提出一条以爱为核心的生活实践规范：爱，然后做你所愿做的事，也就是人的意志由对上帝的爱来塑造和引导，而后凭借这种被爱更新后的心灵去开展行动。

（二）奥氏人论的时代处境及奥氏想要解决的困境

奥古斯丁主张人唯有凭借信仰实现获救，踏入神的永恒之境，方可让离散的心灵再度汇聚，在上帝之处获取真正的统一与永生。他觉得自由意志属于人类精神的主要特性，它让我们可根据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去行动。人在日常的生活里遭遇各类选择，并非全然由外部状况所决定，而是受人内心意愿的掌控。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价值观以及目标去进行决策，这显示人是自由的行动主体。他觉得道德责任的存在，进一步证实自由意志的真实性? 倘若人的举动全然由命运或者外部势力所决定，人们便无需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实际上人要对自身的选择与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这表明人是自由且能够自主作决策的存在。这种对自由意志的思索突出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为道德生活和精神追求奠定主要的思想基础。他重点指出上帝的恩典、救赎的能力，还有爱与宽恕的主要意义。意识到上帝救恩的主要意义，在上帝面前坦承自身的罪孽，明白自己已无力自救，就会顺理成章地对上帝赐予自己的援救与恩典，予以感激和颂扬。他突出恩典的主要意义，同时也不否认人需以意志对上帝的恩典作出回应的主要价值。

奥古斯丁的恩典理论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与思潮的一种反思。其恩典学说并非指上帝预定某些人蒙救，使极少、特殊的人能达到美善之境。他的救恩理念是把恩典的领域加以扩大，从原本少数的圣徒、殉道者、靠道德得救者，拓展至普通信徒，即使如他本人一样败坏之人，也可成为上帝的追随者。奥古斯丁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绝非在此岸建立丰功伟业的英雄，而是一个深知自己只是朝圣路上的“客旅”。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世俗的成就，而在于灵魂的上升，最终在永恒的真理中找到安息。正如他所言：“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上帝）里面，就永远不得安宁。”{8}

四、碰撞与互鉴：此岸的担当与彼岸的超越

孟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带有强烈的儒家入世关切与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坚毅顽强的品性，还有以天下为担当的民族精神内核。而奥古斯丁的人性理念重点指出，身为受造物的人类存在局限和不足，不应把个人意志当作绝对的存在或赋予其神圣的属性。整理奥古斯丁有关人性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领会他的救恩理念。他重点强调救恩全凭恩典，也提醒留意人的自由意志及作抉择的重要意义，这并非在认定人完全堕落的情形下，忽视个人应承担的责任。人类身为神形像与样式的显示，并非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达到毫无瑕疵的圣洁，而是启示基督徒要依靠恩典，努力实现成圣的目标。奥古斯丁使我们认识到人的主动性，以及人对救恩持有回应的积极态度，以应对时代的变迁与挑战，切实回应当下对人性的思考。通过回应上帝的创造之功，个体能够彰显其应有的主体性。这一思想可具体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并推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理论方面的深度融合的互动。

（一）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许能够避免人格发展走向两个极端

人格发展的两个可能极端，其一为陷入毫无底线的功利主义，其二是陷入脱离实际的逃避主义。一个完备的当代人格，既要拥有如同孟子昂扬正气的精神，从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要怀有像奥古斯丁那样的内省与谦逊，以此审视个体的生命价值。两者人论对当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意义探讨，需要对古代典籍与中华文化语境进行更深入研究，以此为文化浸润基督教神学提供理论支撑。孟子所倡导的仁政、王道理念，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处于主要位置，直至如今仍是建立文明社会的重要参照。{9} 孟子所主张的人性论给道德教育带来全新思路。它并非单纯地灌输道德准则，而是通过培育人的道德情感，激发其内在的善性。该方法更符合人性发展的规则，可产生长久的教育成效。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句章上》）{10} ，显示道德修养既需关注内在涵养、又要重视外在实行的双向实践，规避空谈道德的弊端，让道德修养得以落实。 

（二）将内圣的修养与恩典包含的生命特性相结合，建立具备中国特色的灵性修养神学体系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他“努力面前的”。他认识基督的丰富测不尽，有广阔的范围让人去取得，人就必须努力向前。保罗提到在恩典中长进，人同样不能忽略自己的本分，就是在灵修中该如何竭力追求，渴望成圣。中国基督徒常感困惑：“怎样在实行‘唯靠恩典’这一核心信仰中，在日常生活里展现道德上的圣洁以及与俗世的区分？”在该领域，孟子的心性涵养方式，像存养、寡欲以及慎独，可为中国基督徒的灵性发展与生命塑造提供优良的文化资源。我们不必直接采用孟子的哲学基础，不过完全可以对其修身成圣的途径加以改造和借鉴，转变为基督徒脱去旧我、彰显新生命的具体实践。

五、结论

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这两位先哲的智慧是人类在探寻自我进程中宝贵的精神资产。在孟子的理念里，我们中国基督徒体会到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知晓该怎样成为一名正直、仁爱且具有责任感的中华儿女；在奥古斯丁的哲学领域中，我们觅得内心的宁静之所，领悟怎样成为一位谦逊、感恩且对永恒存有信仰的探寻者。此次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启发我们：在圣经真理的指引下，让孟子的“浩然正气”与奥古斯丁的“奇妙恩典”在华夏大地上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既有天国盼望、又有大地情怀的全新生命形态。走好这条漫长的“中国化”道路，最终达成想要的美丽诗篇画面。

脚注：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286页。

{2}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84页。

{3}同上《孟子·告子上》中的“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第85页。

{4}甘霖：《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1页。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6}奥古斯丁著，成官泯译：《论自由意志》，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45页。

{7}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88页。

{8}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北京：商务出版社，2024年，第8页。

{9}刘利侠：《大学人文经典导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6年，第9页。

{1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334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