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督教中国化的人论建构，需要在坚守圣经全备教导与大公教会传统的基础上，深度对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本文从“原罪论”的片面化困境出发，以“合乎中道”为方法论原则，尝试整合儒家“性善论”与基督教“创造—堕落—救赎”框架，构建兼具神圣维度与人文关怀的中国教会人论，为“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的教育活动提供神学基础。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  人论  原罪  性善  合乎中道  修为

一、问题的提出：人论议题在基督教中国化中的紧迫性

2026年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布《关于系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神学理论（人论）研讨与培训征文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纠正过于强调‘原罪’、‘完全堕落’等消极、片面的‘人论’”，构建“兼具大公教会传统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合乎中道的中国教会‘人论’”。{1} 这一号召并非偶然，而是回应了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内部存在的神学张力。

从历史维度看，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人论议题始终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新教传教士于晚清时期传入的改革宗传统尤其强调“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的人性观，这一神学立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强化，形成了对中国文化语境中“人”之理解的某种遮蔽。牟钟鉴先生曾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调和“罪性”与“人性”之间的表述张力，避免将基督教人论简化为对人之价值的否定。{2}

从现实维度看，过于消极的人论在牧养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信徒自我认同的低落、与社会主流价值的疏离、以及“修为”伦理的弱化。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形成了明显落差，也不利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融入。

二、文本分析：圣经人论的多维面向

构建中国化的人论，首先需要回到圣经文本本身，梳理其丰富而平衡的人论教导，避免以某一传统（尤其是特定宗派传统）的片面强调人的罪而取代圣经的整体见证。

（一）创造论维度：人是“甚好”的受造者

《创世记》1章26-27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此处“甚好”的希伯来文表达，意味着受造之人具有根本性的善的价值，而非中性或负面的存在状态。人作为“神的形像”（imago Dei），承载着代表上帝治理全地的使命尊严，这是基督教人论不可消解的正面基础。

杨庆球认为：上帝第六天造人，是他创造的高峰，人有的上帝的形像使得人可以与上帝交流，明白造物的目的，因此，上帝把管理世界的责任交给人，人享有最高受造物的尊荣。{3}

（二）堕落论维度：罪的现实性与限制

《创世记》第3章记载了人的堕落，保罗在《罗马书》5章12-19节将其发展为“罪因一人入了世界”的神学论述。

根据圣经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3），杨庆球认为：人不能靠自己称义，是因为在上帝至高圣洁的绝对标准下，世上一切的伦理道德，都只是不完全的义。{4}

然而，圣经的堕落叙事本身包含重要的平衡因素：堕落后的人并未丧失神的形像（创9:6；雅3:9），上帝的恩典与护理持续临在（创3:21, 4:15），人类仍保有文化创造的潜能（创4:17-22）。将“堕落”夸大为“完全堕落”以至否定一切人性中的善，并非圣经的本意，而是后世人们对罪的理解得出的一些结论。

（三）救赎论维度：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新造”的表述，指向救赎不仅是罪得赦免，更是人性在基督里的更新与成全。与此相应，《以弗所书》4章22-24节呼吁信徒“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救赎论维度为人论提供了动态的、指向成全的框架。

（四）成全论维度：荣耀中的人之完全

圣经人论的终极指向是“得荣耀”（罗8:30）。《约翰一书》3章2节展望：“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一“神化”或“得荣”的终末视野，在东方教父传统中得到充分发展，也为与儒家“成圣”思想的对话提供了神学空间。

三、传统资源：大公教会人论的多元传统

圣经人论的丰富性，在历史中演化为多元的神学传统。构建中国化的人论，需要超越单一宗派视角，汲取大公教会的整体智慧。

（一）东方教父传统：神化与协同

以亚他那修、格列高利·尼撒、马克西姆为代表的古希腊教父，发展出以“神化”为核心的人论。亚他那修的名言“神成为人，为叫我们成为神”（God became man so that man might become god），并非混淆受造者与造物者的本质，而是强调人通过恩典参与神圣生命、被提升至完善境界的可能。{5} 这一传统高度重视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恩典之间的协同，与儒家强调主体修为的思想具有内在的亲和性。

（二）奥古斯丁传统：恩典与自由

奥古斯丁在与伯拉纠主义的论争中，强调了罪的严重性与恩典的优先性。然而，奥古斯丁的人论并非全然消极：他肯定人受造时的善，区分“本性”（natura）与“恶习”（vitium），认为罪是对本性的损害而非本性的消灭。中世纪经院神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奥古斯丁框架内进一步发展了“习性”（habitus）概念，为德性修养留下了神学空间。

奥古斯丁认为：罪使人思想模糊，不能理解高深的灵性真理和观念，削弱了人的意志，罪人生了重病，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人的疾病才可以得到正确的诊断（罪），并被治愈（恩典）。{6}

（三）宗教改革传统：因信称义与成圣

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强调“因信称义”，反对以人的功德作为救赎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善行与修为的价值。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中详细论述了“向己死”“向神活”的成圣生活，路德宗传统亦发展出“基督徒的自由”与“在 vocatio（召命）中服侍邻舍”的积极伦理。将宗教改革传统简化为“唯信废行”，是对改教家思想的误读。

加尔文主义是后来的改革宗对于信仰的总结，其教义往往会被总结为“五点”，也称郁金香真理（TULIP）：

第一，强调人类的本质是罪恶的（Total Depravity）。指人因为原罪的影响，无法自救。

第二，强调无条件的救赎（Unconditional Election）。指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预定了那些将会得救的人，这不取决于人类的行为或选择，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和恩典。

第三，主张救赎人员的限制（Limited Atonement）。指上帝只会救赎那些被上帝预定的选民，而不是所有人。

第四，上帝的恩典无法被拒绝（Irresistible Grace）。指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时，他将无法抗拒上帝的拯救，而不得不接受救赎。

第五，圣徒永蒙保守。指选民在基督中永远稳妥，基督保守他们坚忍到底。认信却离弃信仰的背道者，证明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信徒。{7}

（四）现代神学发展：关系性与整体性转向

20世纪以来，巴特以“我是，乃是我与你关系中的我”重新定义了人的本质，将人论从个体主义转向关系性理解。天主教神学家如拉纳（Karl Rahner）提出“超自然存在”（supernatural existential）概念，肯定人性对神圣开放的内在结构。这些发展为跨文化人论对话提供了新的神学工具。

新正统派神学家布隆那（Emil Brunner）认为：教义和神学不可以取代信仰，因为这些是我--它真理，信仰是我你真理，是我与你的相遇，即人与神的相遇。{8}

四、文化对话：与中华优秀传统人学的深度互鉴

基督教中国化的人论建构，不能止步于圣经文本与大公传统的梳理，更需要进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这一对话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寻求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创造性转化。

（一）儒家“性善论”的神学重释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此论证“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一“性善论”并非否认现实中恶的存在，而是强调善的根源内在于人性，修为的功夫在于“扩而充之”“求其放心”。{9}

从基督教神学视角看，孟子的“四端”可以理解为上帝普遍恩典在人生命中的印记，是“神的形像”在受造结构中的存留与回响。保罗在《罗马书》2：14-15提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正可为儒家性善论提供圣经依据。当然，儒家传统对罪性、罪根的认识相对薄弱，这是基督教可以补充的维度。

除了儒家的性善论，告子提出人性是无善无恶的，道德是从外面人为加上的东西，即所谓“义，外也”。{10}

中国以荀子“性恶论”为代表，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主张以礼义教化改造人性。韩非师承荀子观点，强调“好利”“自为”的人性观，提出“法”的思想，但并非推行久远。西汉施行“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一直为中国主流思想。西方性恶论源自基督教“原罪说”，经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和马基雅维利法治思想的发展，最终形成分权制衡的宪政传统。这一根本差异使中国走向德治礼教，西方建立法治分权，深刻影响了两大文明的政治发展路径。{11}

（二）道家“自然”与“无为”的辩证吸纳

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对矫正某些基督教传统中过于强调人为努力、律法主义的倾向具有启发意义。基督教人论中的“安息”（sabbath）、“信靠”（trust）维度，可以与道家的“无为”形成对话，丰富对“恩典”的理解。

（三）“修为”传统的整合与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修为”功夫，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到“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形成了系统的修养论。基督教传统中的“成圣”（sanctification）、“灵修”（spiritual formation）、“德性养成”（virtue ethics）与之有深层的对应关系。中国化的人论应当整合这一传统，将“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的教育活动，建立在坚实的神学基础之上。

五、核心建构：“合乎中道”的中国教会人论

基于以上圣经文本、大公传统与文化对话的分析，本文尝试以“合乎中道”为核心原则，建构中国教会人论的基本框架。

（一）“合乎中道”的方法论意涵

“合乎中道”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这一“中庸”智慧，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避免任何极端，寻求动态的平衡。

在神学语境中，“合乎中道”意味着：

1.避免“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极端对立，肯定人受造之善与堕落之实的辩证统一；

2.避免“恩典独作”与“人神合作”的片面强调，在“唯独恩典”的前提下肯定人的回应责任；

3.避免“出世”与“入世”的二元割裂，在“天上国民”与“地上公民”的双重身份中寻求整合。

（二）“创造——修为——成全”的三重结构

中国化的人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重结构：

第一，创造根基：天命之性。 人作为上帝的受造者，承载神圣形像，具有根本的尊严与价值。这一“天命之性”（借用程朱术语）是修为的可能性基础，也是人与上帝关系的本体论根基。

第二，修为功夫：率性修道。 在基督里，人通过信、望、爱的德性修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实现生命的更新与转化。这一修为不是自我救赎的功德，而是对恩典的回应与参与，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5:22-23）的自然流露。

第三，终末成全：与主同荣。 人的终极指向是“得荣耀”，在复活与永生的完满中，完全反映神的形像，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一成全既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修为功夫的终极归宿。

（三）对“原罪”教义的重新表述

在“合乎中道”的框架下，“原罪”教义需要得到更为精确的表述：它不是对人性价值的否定，而是对罪之现实性、普遍性及其传承性的神学解释；它不是修为的障碍，而是修为的必要性依据——正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人才需要基督的救赎与圣灵的更新；它不是消极宿命的理由，而是神呼召人“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的动力。

六、实践指向：为“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提供神学基础

中国化人论的建构，最终要落实到教会生活的实践中。基督教全国两会提出的“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12} 可以在上述人论框架中获得神学支撑。

学法规——基于人是上帝形像的受造者，具有理性与道德能力，能够认识并遵行上帝的律法与国家的法律。

守戒律——基于堕落的事实与罪的危害，人需要服从戒律，接受约束与引导，以防范恶的倾向、培养善的习性。

重修为——基于救赎的恩典与成圣的可能，人应当在圣灵的能力中主动修为，追求生命的更新与德性的完善。

树形象——基于终末成全的盼望，人应当在今世活出"新人"的样式，成为基督的见证，树立基督徒的良好社会形象。

结语：基督教中国化的人论建构，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神学工程。它要求我们既深入圣经文本与大公传统，又真诚进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既坚守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认信，又寻求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有效表达。“合乎中道”的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避免极端、寻求平衡的方法论智慧。愿中国教会在这一探索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基督里成为“仁义和圣洁”的新造者，为社会的和谐与文明的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脚注

1.参考https://www.ccctspm.org/newsinfo/19903，2026年5月5日。

2.参考http://www.godyabo.com/jyts/8277.html，2026年5月5日。

3.杨庆球：《基础系统神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10年3月，第87页。

4.同上，第115页。

5.【英】阿里斯特·麦格拉斯著：《基督教神学导论》，赵城艺、石衡潭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第374页。

6.【英】阿里斯特·麦格拉斯著：《基督教神学导论》，赵城艺、石衡潭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第390页。

7.参考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278912993980264268.html，2026年5月7日。

8.葛伦斯、奥尔森：《20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3月，第96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第70页。

10.同上。

11.参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7%E6%81%B6%E8%AE%BA/9758240，2026年5月12日。

12.参考https://www.ccctspm.org/specialinfo/2134，2026年5月15日。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