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永祥路基督教礼拜堂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916 年初，由中华圣公会创建，历经1935年、1958年 、1999 年、2019 年四次更名。本文以其四个名称将该堂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个案剖析，揭示各阶段时代特征，为理解西安基督教发展提供具体参考。 

      一、第一阶段：西安市北大街圣公会景风堂（1916-1958）

      （一）建堂背景与时间

      1912年，圣公会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为圣公会在华统一领导机构。当时中华圣公会已有的11个教区的教政都在外国人手中，中国圣品人及广大教友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呼声很高，故而议会一经成立，就有人在会上提出国人自办教区的倡议。“总议会遂决定成立华人自治之陕西传道区（正式教区之前身），经费来源由全国各教区信徒捐助筹集，人员由各省教区选派华籍圣品人支援，行政独立，不受外国支配，并在总议会内成立了专主其事的传道部。”经筹划，1915年全国总议会拟定了陕西传道区《组织规则》，并派人先行来陕了解情况。{1}1916年，葛培六、浦化人两位会长{2}来陕筹划成立陕西圣公会。其中浦化人会长和另一位由传道部派遣的董健吾{3}会长又组建了西安圣公会。 

      “1917—1918年间，陕西传道区购得西安北大街西华门什字口东北角的四十亩方形地皮一块，建立西安圣公会……院内相继建成了礼拜堂——景风堂，以及主教院、教职住宅等。” {4} 这里的“相继”并未指明明确的时间。据《西安市志》所载，景风堂始建于民国24年（1935年），教堂为8间，可容纳300人礼拜。但《陕西省志·宗教志》《陕西基督教资料汇编》等书中又称景风堂是1945年建成。后几本书中的年份来自同一本资料——《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该书确实称堂点是1945年建成，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提及景风堂在1945年之前每周日都派人去北郊的一个地方主持礼拜，且在第六篇“历史大事记”中，1945年处只字未提建堂事宜，反而在1934年时这样写道：“沈子高主教以西安市‘景风堂’为中心，向外扩展，先后成立郊区丈八沟圣多玛堂……”{5}可见在1934年时就已有“景风堂”的存在。“景风”二字据称是沈子高主教所起，取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6} 沈子高是陕西传道区第一任主教，1934—1945年在任。在他到任之前，景风堂所在地一直是该教区的中心，没有礼拜堂是不切实际的。故笔者认为景风堂在葛培六和浦化人初来的几年就已经建造，直到该教区第一任主教沈子高到任后对礼拜堂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建或仅仅命名，于1935年正式以“景风堂”之名使用。所以有“景风堂”为1935年建成之说。至于李因信先生书中的年份应是手误，将1935错写为1945，而在他之后编写的相关书籍，都是参考该书的记载，所以才造成此种误会。

      （二）组织与礼仪

      一般说来，圣公会的组织体制是由主教、会长、会吏三级圣品及男女传道员组成。主教主持全教区的教务工作，会吏是襄助会长工作的圣职人员。“教区设委员会为议事决策机构。下属各堂设董事会，民主选举届满改选。董事会按章程行使职权，重大问题召开董事会议解决。” {7}

      1941年后，景风堂的负责人有杨器之会长{8}、杨荫亭会长{9}、 张康年会长、俞明俭会长{10}、刘玉荣会长{11}等，信徒有200余人。会长不仅负责本堂事务，也跨堂参与其他堂点事工。{12}

      景风堂历任董事长有：陈念祖（西安中央储蓄会成员）、俞申堂（正大寄卖所经理），最后一任是葛晋卿（平信徒、民建会员）。{13}

      礼仪方面，景风堂的洗礼是点水礼，存在婴儿洗和坚振礼，只要受过坚振礼的信徒就可以领受圣餐。圣餐仪式是由主教、会长、会吏在圣台上举杯并祝圣后，由信徒到圣台前跪领，圣餐礼和礼文有一定的规范要求。{14}

      （三）跨宗派的基督教团体

      1952年，西安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后，圣公会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加。{15} 1954年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后，1956年5月，西安市基督教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6}，“选举聂梦九为主席，田景福、王道生、刘尧昌、严芝圃、胡焕堂为副主席，孙瑞英等为副秘书长。会址设在北大街圣公会内。” {17} 这也为之后西安市的联合礼拜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第二阶段：西安教会北大街礼拜堂（1958-1999）

      1958年联合礼拜运动兴起，要建立不分宗派的中国基督教会。同年8月，陕西省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陕西省与西安市联合的“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推行联合礼拜。

      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礼拜有两种模式，一是一个地区内各宗派教堂联合在一起，二是一个地区内同一宗派的教堂联合在一起。{18} 西安市基督教属于前者，即同一地区的所有教派进行联合礼拜。西安市基督教原有十四个派别组织{19}，三十二座礼拜堂，因联合礼拜，将之合并为南新街、北大街、东关、西关四个礼拜堂。景风堂就此更名为“西安教会北大街礼拜堂”，由牧师严芝圃和长老杨尧章负责。而其他各教会的会所、礼拜堂，以及公用的房屋、家具、财物、账簿等图书以及信徒名册文件资料，一律清物单送缴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接管。{20}

      这一时期信徒不分宗派，到就近的堂点聚会，景风堂过去的圣公会礼仪也被联合后的崇拜礼仪所替代，化繁为简。

      1966年5月，全国范围内的教会停止一切宗教活动，北大街礼拜堂的牧师有的遣返回家，有的去单位工作，教会所有事工一律取消。教产方面，早在1965年时，西安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就将北大街礼拜堂教产转归西安市房地局代管，教堂以及附属房屋被北院门办事处橡胶密封件厂和北院门办事处等单位的十几户家属占用。

      1980年，国务院188号文件提出“被占用的教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内对外工作需要继续开放者，应退还各教使用”；1982年，中共中央又发布19号文件，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各相关部门督促政策落实。全国范围内基督教界开始复苏，西安市内的宗教活动也逐渐走向正轨，先后开放了南新街和东关两座礼拜堂。随着市区内信徒人数增多，两座礼拜堂不足以满足需要，经团体反馈，“1987年元月由西安市宗教事务处上报市委统战部，建议莲湖区北院门街道办事处橡胶密封件厂立即将占用的北大街礼拜堂和院内房屋全部交还教会使用，院内所有住户应按照‘谁家插进来谁负责安置’的原则尽快搬出。” {21} 1988年10月，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开放北大街礼拜堂，并要求抓紧落实，批示材料也转交西安市房地局。同年，工厂迁出，教堂恢复宗教活动。

      1989年，北堂成立了堂管会，会长是孙德仁长老（有安息日信仰背景），副会长是郭东航，成员有肖陆美、吴宁宁、胡忠明、杨恩乐、华平靖五人。当时还有黄醒民牧师和刘玉荣会长在教堂服侍。会长这个称呼的存在侧面说明刚恢复礼拜时西安教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制与礼仪。

      三、第三阶段：西安市基督教北堂（1999-2018）

      （一）教堂的迁移

      20世纪90年代末，因西安城市规划建设，北大街要进行道路拓宽建设，需要拆除教堂。经多番交涉，教堂新地址选定于现在的西安市未央区永祥路18号{22}，由工厂改建为教堂，距离北大街原址有50分钟脚程，占地面积约6亩，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教堂由主楼、主堂、副堂三个部分组成，可容纳2000人聚会，是老北堂的4-5倍。因地处西安城北，又为了与原址有所区分，故定名为“西安市基督教北堂”，信徒常以“北堂”二字称之。

      新堂基建完成后，西安市基督教两会成立了一个7人的接管小组。组长是爱国会秘书长郭东航牧师，组员有原堂管会成员杨恩乐副牧师和胡忠明长老，另有高乐民长老和杜西平、朱映彤、陈荣。他们主要负责与拆迁单位交接、房屋财产安全和联系群众等事宜。1999年10月，教堂完成搬迁，但没有正式开展宗教活动，直至2003年才启用。在此期间，该堂的服侍人员随从两会统一安排调度。

      2003年12月圣诞节前，北堂成立新的堂管会小组，成员共有7人，由原接管小组成员胡忠明长老担任会长，李伶俐牧师担任副会长，另有成员白姓姊妹、张路旺、尤斌、张国兰和赵德彰。

      按照《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堂管会应每3—5年轮换一届。但因种种原因，直到2016年2月1日，堂管会才再次换届，由原义民牧师接替胡忠明长老担任会长一职，成为北堂教会的法人，李伶俐牧师继任副会长一职，另有成员白姓姊妹、张姓弟兄{23}、杨永华、李金荣、魏丽华。

      2016年换届之后，北堂教会的体制也逐渐完善，堂管会成员分工亦渐细化——会长主持全面工作，总领全局；副会长负责教务；张弟兄负责青年团契、接待组和圣餐组；李金荣姊妹负责乐队和卫生组；白姊妹负责马大组（厨房）、安全组（执勤）、后勤事务和财会方面；杨永华弟兄负责唱诗班事宜；魏丽华姊妹则负责捐箱和办公室事务。

      （二）特色事工

      从2004年起，北堂就开启慕道班，分春秋两季，对每一个初信者进行三个月的灵命栽培，然后进行信德考核，符合条件者予以受洗。2016年堂管会换届以后，北堂开始举办“圣乐学习班”，旨在为诗班、乐队培养人才，向甘心奉献的会众公益教授乐理知识，每年两次开班；2017年开始举办“钢琴班”，旨在为诗班培养司琴。

      另外，北堂自启用以来，便持续开展助学、扶贫、探访及资助下岗、重病群体等公益项目，并曾捐助陕西圣经学校的建设工程、资助周边区县贫困堂点。

      四、第四阶段：西安市永祥路基督教礼拜堂（2018-2026）

      （一）教堂治理法治化

      2015年国务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相当于为组织机构设立唯一“身份证号”以实现规范管理。2018年6月1日，北堂据此换发新场所登记证，信用代码为71610112596332347C，此时证上已经变更名称为“西安市永祥路基督教礼拜堂”（下文仍简称“北堂”）。2019年8月12日，西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正式书面确认“西安市基督教北堂”名称已变更为现用名。此次更名是顺应国家的要求，也是北堂作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的身份的再确认。

      2020年初爆发新冠疫情，陕西省政府结合省内形势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北堂当日及次日即组织疏散群众、停止聚会，直至6月7日恢复活动。恢复开放后，北堂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对场所进行消毒杀菌，督促会众佩戴口罩、核查健康码、规范邻座间距，保障宗教活动健康有序开展。此外还积极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社会公益和抗疫捐助活动。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北堂始终将信徒生命安全与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与当地政府乃至全国人民共克时艰。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的换届工作在2023年10月方才完成。新一届堂管会的组成是会长原义民，副会长李伶俐，成员魏丽华、杨永华、郑森、陈静、史怡，监事卢刚刚。新一届堂管会设立监事一职，是北堂推进法治化管理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通过强化监督机制，保障堂管会各项运作合法合规，维护信众的合法权益。

      （二）教会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北堂是由工厂生产车间改造而成，建筑存在“先天性不足”，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故堂管会于2022年至2023年期间，陆续开展并完成了院内路面硬化、草坪绿化建设、下水管道雨污分流改造、修建厕所等一系列场所环境治理项目。未来，还将继续推进礼堂内部的整修工作。

      环境建设不仅为北堂会众提供了安全、舒适、优美的活动场地，也为北堂承接各类大型活动及接待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之制度上的日臻完善，分工明确，北堂在宗教活动开展与社会责任担当方面，相较过往更显从容自信。自 2018 年起，北堂积极响应号召，持续推进“五进”宗教场所活动，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大型活动承办上，2023年7月为陕西省基督教两会举办的神学思想建设讲道交流会提供场地，积累省级活动组织经验；2024年3月配合西安市委政法委、未央区政府完成反邪教警示宣传启动仪式，提供场地支持，践行社会责任；2025年4月，承办西安市基督教两会传道员颁证仪式，助力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北堂还多次承担西安市基督教两会接待事工，热情接待来访团体，促进交流互动。以上实践，彰显了北堂作为新时代宗教场所规范化、法治化的治理成效。

      结语

      回顾西安市永祥路基督教礼拜堂的百年变迁史，其发展轨迹正是西安教会为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而不懈奋斗的一个缩影。

      自教堂建立之初，它便承载着圣公会圣品人和教友的一个心愿，即建立真正由国人自治、不受西方差会掌控的独立教会。但单一宗派的华人势力始终过于薄弱，在此情况下大家开始联合礼拜、凝聚力量，壮大自治自养自传的队伍。

      后来，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宗教政策基本方针得以确立。教会在国家的保障与支持下，具备了真正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底气与能力。而一个独立自办的教会，必须有适合自身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既要符合教义，又要契合国情，因此中国化和法治化是教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承载着西安基督教记忆的礼拜堂，将书写“治理好、发展好、传承好”的历史新篇章。

脚注：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19、121-122页。

{2}会长是圣职，相当于其他教派“牧师”。

{3}又写作“董建吾”，又称“董选青”，教名董保罗。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22页。

{5}李因信主编：《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88年7月，第68、216页。

{6}葛晋卿：“基督教中华圣公会陕西教区史要”，《宗教》，南京：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1989年第1期（总第15期），第102页。

{7}同上，第98页。

{8}一说1928年，鄂湘教区派杨器之会长来陕主持传道区工作；又说1934年华北教区派杨荫亭会长来陕加强教务工作。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22页和146页。

{9}景风堂在抗战时期曾遭遇空袭，抗战胜利后，景风堂主任牧师杨荫亭会长主持了重建工作。参上书第128页。

{10}1951年按立为会吏，大约1953年升任会长。

{11}1951年由会吏升任会长。

{12}李因信主编：《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88年7月，第68页。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31-132页。

{14}李因信主编：《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88年7月，第69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32页。

{16}同上，第133页。

{17}王俊：“关于陕西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2009年9月2日。引自：https://www.sxjdj.com/xxl/3937.html。（阅读时间：2026年3月16日）

{18}张化：“联合礼拜：中国基督教会两次抉择的成果”，《金陵神学志》，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9年第2期，第69页。

{19} 一说有20多个教派。

{20}李因信主编：《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88年7月，第229页。

{21}《关于开放基督教北大街、西关礼拜堂的报告》，西安市宗教事务文件【1987】02号，1987年1月2日，第2页。

{22}原先该地称为“西安市北关龙首北路枣园南岭18号”。

{23}不是张路旺弟兄。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