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5 年是丁光训主教诞辰 110 周年。赓续和传承丁主教神学思想，基本上是一个神学诠释学课题和行动。丁主教的生平见证了他伟大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思想、圣经观、神学思想诠释了中国教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深层神学逻辑，为中国教会的健康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神学思想为继续深化和细化基督教中国化奠定了根本基础。我们要赓续丁主教神学思想之华章，坚持中国教会自身的神学创造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坚持正确的办教方向，更好地推进教会各项事工，爱党爱国爱教，使中国教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

      【关键词】丁光训生平与思想  基督教中国化

      引言

      丁光训主教（ 1915 —2012 ）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变革时期，他既是爱国主义的践行者，又是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奠基人。他的神学思想形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强调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性；丁主教的神学思想高瞻远瞩，具有令人敬佩的先知性：早在1988 年，丁主教在孙彦理和沈以藩主教祝圣典礼上就明确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 1994 年，在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举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工作会议上，丁主教更加明确地提出基督教要自我提升，更好地进行神学思想建设； [1] 从神学诠释学层面看，丁主教启发我们继续深入思考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为什么要使基督教中国化；他的神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回答了在中国基督教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怎样办教，怎样办好教会等重大问题。帕斯卡尔说，思想使人伟大。丁主教光辉的神学思想，使得丁主教不仅在中国基督教界、宗教界和社会上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也在世界基督教之林享有盛誉。

      丁主教的生平、核心思想（包括“三自”原则、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主张）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理据、圣经根基、前进方向 的深刻诠释，为中国教会的本土化与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他的神学，以“上帝是爱”为中心，以爱国爱教为神学逻辑起点，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目标，在神学诠释学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诠释圆环。从宗教社会学层面看， 他提出的启示观、圣经观、“宇宙的基督论”，他的教会论、他的基督教伦理学，消解了“地中海文化圈”乃至资本主义扩张中产生的神学给基督教带来的封闭性、排他性和殖 民主义色彩，在神学上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基督教的真理相互诠释、相互成就、相互促进、共生共荣，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成为“中国化的基督教”。

      一、家国情怀：丁光训主教神学思想的诠释基础

      丁主教以博大深沉的爱，与祖国和中国教会同呼吸共命运，同悲同喜同行。这是丁主教进行神学思考时最重要的根基，也是对他的神学最重要的诠释。在经历了那段长达十年的特殊苦难时期之后，丁主教曾说：“当我们作为一个个的基督徒关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经历时，复活就会呈现为最恰当的一个词。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知道，我们业已被引领去更为清晰地看到基督受死复活的合理性和逻辑”。[2]  改革开放以来，在丁主教的引领下，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复兴和教会建设，进入了正轨，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成为教会的神学共识和建设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的逻辑起点，进入了基督教中国化的伟大征程。丁主教一生爱国爱教，以深厚的神学造诣和丰硕的理论著述，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成为我国基督教信徒爱国的一面旗帜。他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铭记和学习。

      几十年前，汪维藩曾以诗句描绘丁主教，说他是“负鼎刚肩慈母笑，穷天智慧雪融时”。[3]  讲的正是丁主教的伟大品格和神学智慧。20 多年前，笔者拜望丁主教时，他深情讲述自己的母亲的爱和智慧，他母亲将近百岁高龄时， 仍为他祷告；他自己的一生也是传承人间之爱、上帝圣爱的一生，他的神学也可以说是爱的神学。丁光训主教爱党爱国爱教，积极寻求真理，热情投身社会活动， 努力探索中国教会的发展道路，从一位爱国青年成长为中国基督教教会领袖。“在探讨某位神学家的思想时，为要对其作品进行诠释、解释与阐释， 以便更好把握其真实的信息内涵，研究者就需要把握研究对象其人、其事、其工作、其环境。因为神学家的信仰与生平往往与其神学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负责任的神学家， 往往是从自己的信仰、神学立场出发， 认真地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认真处理时下带来挑战的观点、理论与信息。” [4]  丁主教的生平和心路历程，是他的神学思想最好的诠释基础和明证，也是中国基督教必须走爱国爱教道路的光辉见证。诠释和运用丁主教的神学思想，同样离不开这样的神学分析，这是丁主教神学叙事的开端：

      （一）早年经历与抗日救亡。丁光训出生于一个圣公会牧师家庭。圣公会传统非常重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关注社会与民生；这也许是奠定丁主教家国情怀的深层神学基因；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系统的神学与人文教育。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中断在日本的学业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上海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领袖。他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等平台组织抗日宣传，并在沦陷区开展救济工作，逐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二）海外求学与归国贡献。1946 年至 1951 年，丁光训主教赴美学习，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并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海外优渥条件，于 1951 年回国，投身中国基督教革新事业，积极参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主张教会摆脱西方殖民色彩。他参与创办金陵协和神学院，并从 1952 年起长期担任院长，致力于本土神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爱教的高素质教牧人才。1980 年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直到 1996 年荣任名誉主席、会长。

      （三）政治参与社会活动。丁光训主教不仅是教会领袖，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他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与 1982 年宪法修订，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推动中国教会在国际普世教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沟通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重要桥梁，他1985 年 4 月 18 日发起成立的爱德基金会，推动基督教界参与扶贫、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开创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模式。

      丁主教的生平事迹，表明他是一位负责任的神学家和牧者，一位负责任的神学诠释家，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的神学轨迹和肖像：民族苦难，家国情怀，促使他进行以爱国爱教为底蕴的神学求索和思考；国家的振兴，使他生发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神学远象和实践；高度的政治站位，使他的神学思想和对圣经的诠释具有改变中国教会面貌的力量。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敬仰丁主教的神学智慧，进一步总结和发挥丁主教的神学逻辑。

      二、神学智慧：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想及意义

      任何一种神学，都是对圣经和世界的一种解释。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想以“处境化”为路向，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在三自办教原则、神学思想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的思想在继承中发扬，在守正中创新，对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其积极的指导作用，为中国教会的健康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出他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神学智慧，为我们继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奠定了诠释基础。可以看到，丁主教倡导的“三自”的神学化、神学思想建设以及基督教中国化三者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深度神学逻辑关联，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诠释，缺一不可：“三自”使强调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主体性，神学思想建设强调的是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可持续性，基督教中国化强调的是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目的性和行动性，虽然丁主教生前并没有发表系统神学性的专门论著，但我们今天可以总结他的神学思想，以资深入和细化基督教中国事工。

      （一）“三自”原则的深化与神学化

      丁主教对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剖析，强调的是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上的自主性。丁光训主教不仅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对三自爱国运动及三自办教原则有其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他强调中国教会应摆脱外国差会控制，实现独立发展，取得社会认同。这一理念不仅涉及教会管理，更包含神学上的自主性，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办教原则从政治实践层次提升至神学高度。“神学思想建设和三自的工作是统一的，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例如说我们做三自工作，不管神学不神学， 或者说我们搞神学， 不管三自不三自。” [5] 他反对将“三自”视为政治口号，认为其实质是促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指出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其本质是教会的中国化，发展中国特点。他强调“自治”要从政治独立达到文化主体性，基督教需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体系，正如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特点一样，“自养”需摆脱经济依附，形成具有中国教会特点的自我自养模式；“自传”要以中国文化诠释福音，早期基督教传播到不同文化时均需要本土化过程，三自爱国运动是这一规律的延续，三自是中国教会的神学任务，是圣经中“道成肉身”的体现。他认为三自不仅是摆脱外国控制的必要手段，更是基督教普世性与中国特殊性结合的必然选择。他强调“三自”不是为三自而三自，而是为了办好教会，在其实践的路径上， 积极推动从“三自”到“三好”（治好、养好、传好）的深化，使教会在组织、经济与传教上有自主性与高质量发展。“三自从来不是为三自而三自的。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之初所看到的远象，就是基督的一个治的很好，养的很好，传的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 [6] “中国基督教不但要自治、自养、自传，还要治得好，养得好，传得好，所以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做许多教务工作。” [7] 对处在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他主张超越历史上的宗派分歧， 提倡不同礼仪之间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形成“联合礼拜”模式，推动中国教会走向合一，以适应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实际需求。他说： “对各派信仰和礼仪特点给予尊重的原则， ……特别要求处于多数的用更多的爱心体贴处于少数的， 制订规章制度必须顾到少数的特点。 ……处于少数的也能以大局为重，不要夸大信仰和礼仪方面的个别特点，无视我们基本信仰上基督所赐的一体，从而做出有损于团结的事。” [8]  同时，丁主教也非常重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但在同时，植根于中国土壤，我们的自我性还必须作为一分子与普世教会相联系。我们不能陷于圣灵对其他教会所说的话无知。当我们说三自时，自我封闭不是其中之一，也不是自满自足。” [9]

      （二）神学思想建设的创新性突破

      丁主教发起和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使中国教会的神学具备了可持续性。丁光训主教认为“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强调不讲神学的宗教是低级和原始的；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他说：“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如果宗教是客观存在，教会是客观存在，那么，这个教会就一定会思考，思考许多有关《圣经》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教会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思考许多价值观念的问题。” [10] 他心系提高中国基督教的信仰品质：“基督教要与我们不断前进的文化相适应，与我们知识界缩短距离，我们基督教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很低级的水平上， 要能与知识界对话才有前途。” [11]  他根据中国教会自身处境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神学思想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思考，指出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过于保守，只有突破这一羁绊才有更好的虔诚。在丁光训主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积极探索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998 年 11 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委员会，作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 1998 年在“济南会议”上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就是要中国基督教摆脱保守神学思想束缚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自然也得到了广泛而积极地回应。在圣经观、上帝观、基督论和教会论方面，丁主教都为中国基督教奠定了神学诠释学的最根本逻辑。从系统神学的架构看，神学思想建设以下几个核心观点之间也是相互关联、互为诠释，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神学逻辑，这种逻辑，不仅仅是思辨的逻辑，更是教会实践其在地上的使命的逻辑：

      1. “上帝是爱”的伦理化诠释

      他强调上帝的本质是爱，《圣经》的核心也是“爱”，而非以地中海文化圈为底蕴的传统西方神学中强调的“审判”或“惩罚”，基督教应以“爱”为中心。他说：“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 ……。基督徒通过基督所表现的爱来认识上帝。上帝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的创造活动也是出于这爱。” [12] “基督的宇宙性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念，上帝不是暴君或惩罚者， 而是宇宙的爱者。” [13] 他主张基督教伦理关怀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结合，突出信徒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淡化末世论与信徒或非信徒之间的对立，突出上帝的包容与救赎——将创造看为动态的上帝抚育人的过程，救赎和创造密不可分，从而突出了圣经的教育性，这在圣经诠释学上是一个创举。他批评“因信称义”被滥用为忽视实际行为的借口，强调《圣经》中“信心若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经文（雅2:26 ）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基督徒应通过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体现自身的信仰价值和社会价值，使教会成为“社会的酵母”。

      这对确立中国教会的身份和功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基督教三大信经均对基督作了正确的宣认，其表达的是纯信仰方面的宣信。但是，基督徒并不是活在真空中，他们要常常思考基督与文化、信仰与现实、理智与情感发生碰撞时的问题，因此历代教会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基督论。” [14] 丁主教的个人经历和他对社会、对基督教的观察，使得他非常重视“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这种爱是动态的过程和实践。这就需要从上帝是爱来指导我们的圣经观，“发掘基督教中的优秀教义来服务中国社会”，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15]  丁主教指出，“圣经观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总开关。圣经观不对，会产生很多不对、不好的思想。” [16]  故此，“让全部《圣经》向我们说话， 这是读经的一个大的原则。把一节或几节经文孤立起来，《圣经》在别处还说些什么不闻不问，这就是断章取义，就不能发掘《圣经》的精义，这倒是以人意取代神意了”。[17]

      丁主教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 [18]  这个警示我们，圣经的真理宝库是无限量的，但圣经不能成为各人或各宗派甚至异端各取所需的资料库。丁主教的神学创举和对圣经的诠释，为我们拒斥异端、防备渗透，守望中国基督教会在神学上的自我主体性指明了道路。

      2. “宇宙的基督观”的神学诠释学意义

      我们是“基督教会”，关键问题是怎样诠释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丁主教突破传统救赎论的个体主义倾向，提出基督的救赎超越个体，涵盖自然与社会整体，惠及全人类与宇宙。他强调基督不仅是教会的救主，更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具有宇宙性，而爱是主宰宇宙的最高准则，因此对整个宇宙都主宰、关怀与顾念，并不只是局限于宗教、灵性、教会和信徒等方面，契合了中国社会对和谐价值的追求。他说： “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远象： 上帝一切的创造、救赎活动是为着全人类的。这就是我们对宇宙的基督的理解。” [19]

      3. 动态的创造论

      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上帝创造中的一个过程，即便有不信的人又如何？上帝的创造还未完结， 现阶段的人本来就只是个“半成品”，“我们每个人都还在接受着神的创造、救赎、圣化。我们都还是半成品，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言行不一的地方，叫人失望的地方。” [20 ] 需要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与上帝合作完成救赎。这一思想呼应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主体性。

      4. 处境化神学与时代适应性

      他提出神学需回应中国社会现实，如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他说“不同社会主义相适应，难道应该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封 建主义相适应吗？为了祖国的利益，也为了教会自身的存在和见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当然之理，是任何负责人的公民，也是任何负责人的信徒当然的选择。我们不能满足于政治表态的适应，有思想 基础的适应才是真正的适应。以我们基督教来说，真正的适应必须包 括神学思想上的适应。” [21]  在1998 年“济南会议”上，他推动中国基督教进入“神学思想建设”阶段，主张构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神学，既保持信仰本质，又与本土文化融合。

      5. 普世性与对话精神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基督教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共存，共同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他说：“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基督教以外的真理。真理不分彼此，真理是统一的。上帝允许人们各自循不同路径去认识真理的各个方面。……福音工作不只是求我们向人群传讲基督，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人群中间发掘出基督的真、善、美来，用以造就我们乃至全人类。” [22] 他提倡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 与国内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无神论者的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同价值，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梳理丁主教以上的几个重要神学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丁主教引领的对圣经的神学诠释典范转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安国安民的伟大实践和见证这个诠释基础上的。也可以说，这是丁主教诠释圣经文本、诠释基督信仰背后的一个更为关键的“文本”。这是东方大国的教会所代表的圣经观和释经神学前设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型，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圣经神学诠释新的范式——肩负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教会的重大属灵实践的使命。“上帝是爱”，这是丁主教上帝和圣经真理的认知与体验，也是丁主教辨识和想要纠正教内外不正确思想（包括 不正确的神学思想）的利器。由此生发的神学诠释理论、教会论、基督论，以及关于创造与救赎相结合的神学理论——这与丁主教在“文革”中，与全国人民一道经历的苦难有关。丁主教对圣经的认知和对圣经的诠释，都是基于中国教会的处境而发，同时尊重教会传统，并且很强调整全的圣经观。这说明， 在“地中海文化圈”之外，“中华文化圈”同样也可以实现释经神学的创新。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构建

      基督教中国化强调的是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目的性和实践性——这种目的性将使得三自神学和神学思想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教会的神学思考和圣经诠释必须具备更新教会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学实践的逻辑”、神学行动的逻辑。丁主教坚持基督教普世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并非否定普世性，而是通过本土实践丰富普世教会。他借用早期基督教突破犹太教束缚的历史，指出中国教会需在“中 - 西张力”中保持独立性，在“人 - 神张力”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倡导“将天国建立在人间”的神学理想。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丁主教的神学，具备最深沉的圣经真理基础，并为我们加深理解丁主教的神学指明方向。正如曹圣洁牧师所说：“我在讨论《丁光训文集》时说过，我很赞赏他在文集中所表达的神学思想基本态度，就是欢迎时代进步，肯定三自道路的正确，要求树立正确的圣经观， 强调灵性生命和道德生活的统一。” [23] 圣经本身就是对信仰和世界的解释。从传统释义学角度看，“理解是一个心理学重新构造的过程，理解的对象是从过去传到现在的文本的原意，也就是作者当初的意向，重新构造实际上就是沟通过去与现在、文本和解释者、作者和读者，沟通的可能性在于过去的人与现在的人，即作者与读者共同的人性 ……” [24] 将这个原理运用到圣经观和释经学的研究上，我们可以认为圣经的文本世界，具有其被造性——现今世界及历史均具有同样的被造性（尤其是古今相同的人性）， 圣经文本世界同时具有强烈的现世性（ this worldness ）。圣经文本世界的被造性和现世性就得圣经文本世界与不断变化的现今世界有了沟通的桥梁和基础——这种“同构”是理解和解释古老的圣经文本并运用到教会团契的属灵生活中的基础。这也许是理解丁主教神学逻辑的基础。丁主教对圣经的人论及圣经中描述的那位上帝的解释，使我们明白了被造世界的性质。人作为被造物（ creature ），是有灵的活人，是能动的、有创新性的（ creative ），具有创造性（ creativity ）的，在整个的受上帝的教育过程中与上帝互动互感。丁主教在神学思想上的创新性， 如提出人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渐进性，教会之外的真善美，人认识上帝真理的渐进过程，等等，正是出于他对上帝、对人的正确看法, 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他从创造神学和过程神学、德日进神学得到的关于圣经观及其历史的启发，力避对上帝话语极端解读和过度解读。所以，上帝观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对圣经的看法的，对世界和人的被造性（ createdness ）的看法，也会影响个人和教会对圣经的看法，对产生于古代的圣经文本世界与人的现实世界之关系的看法。上帝正是使用具有被造性的人和人的语言文字，来描述圣经中他所创造、救赎、教育和引领的世界，来表达他的心意，他与被造世界的关系。而在中国，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见证上帝在中华大地上的旨意的途径。丁主教曾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25] “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色。” [26] 基于此， 他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简析如下：

      1. 在政治层面强调适应

      丁主教强调基督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两个中心的椭圆”的中国教会定位，即“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就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 C，基督和中国（ Christ and China）。” [27] 他指出基督教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他认为爱国是信徒的天然责任，“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好公民”。提出“互相尊重、良性互动”原则，基督教在坚持信仰核心的同时，应主动适应中国法治框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2. 在文化融合方面进行探索

      丁主教的“中国化”神学思想包含双重维度：提倡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伦理的对话与融合，认为基督教伦理中的“爱人如己”与儒家的“仁爱”有共通之处，主张用中国文化诠释信仰，使基督教更贴近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强调基督教需吸收中国文化精华，摒弃不必要的西方传统。他说：“我们不愿意否定教会以外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在这些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基督教上帝观的火花，我们不能任意目之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予以抛弃。” [28]

      3. 在教会礼仪方面提倡改革

      提倡在礼拜仪式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例如使用中文赞美诗和中国化的教堂建筑风格。主张在礼拜仪式中融入中国元素（如使用古琴伴奏），并提倡以《论语》《道德经》作为释经的参照系。

      4. 在社会发展方面强调积极参与

     他认为基督教信仰应体现在对社会公义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中。强调教会的责任不仅是传播福音，还应在教育、医疗、扶贫等社会事业发挥作用；应“作盐作光”，在扶贫救灾、医疗教育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以此见证信仰的价值；鼓励信徒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协调。

      5. 在国际交流方面重视开展对话

      中国教会的神学，需要普世教会的理解；中国教会在神学和教会实践上的自主，需要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会的尊重与支持。丁主教通过屡次出访开展外事活动、在活动中演讲，接待坎特伯雷大主教、图图主教等国际宗教领袖，向世界展示中国基督教的独立性及办教经验，寻求赞同和理解，同时吸收普世教会的有益做法。

      三、赓续华章：传承丁主教神学思想遗产

      丁主教是一位站在神学殿堂门口向外看的神学家。我们赓续丁光训神学思想，必须学习丁主教那种全方位的观察、理解世界的神学方法：向先进且合乎圣经的神学理论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学习社会分析方法和实践；我们在实践上、在爱国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上，与我们的同胞是同路人，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样也是中国基督徒的勠力方向。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认同，而且必须是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必须关注的内容。“做神学”，就是在具体处境中既关注教会自身，又关注国计民生。我们基层的讲台，应多多释放耶稣基督关注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在地上在人群中做处境神学。多一些“牧者型的学者”，多一些“学者型的牧者”，是我们汲取丁主教穷天神学智慧，学像丁主教牧者情怀的关键——神学，是教会群体在思考，是教会在高举《圣经》，在爱党爱国爱教的前提下诠释《圣经》。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想遗产不仅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的理论丰碑，更是 21 世纪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行动指南。他的思想体系以“三自”原则为核心，以神学创新为动力，以文化融合为路径，构建了一套兼具神学深度与中国特色的宗教适应模式。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规划纲要（ 2023- 2027 ）》，丁主教神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一步赓续和深化阐释：

      （一）理论维度：从“中国化”到“中国性”的范式转化凭借其高度的政治站位，丁主教既为教会服侍，又为国家尽心。正因为此，他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并非简单嫁接或比附中国元素，而是追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性”的神学表达。在21 世纪，中国教会必须赓续和深化这种神学表达，在“后宗派时期”这个有利条件下，更加充分地体现“中国教会”的身份——基督教中国化对建立中国教会的教会论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赓续有两个关键点：

      1. 神学话语的重构。即需要将“宇宙的基督”“动态创造论”等核心概念进一步与中国哲学中的“大同”“生生不息”“敬神爱人”“兼爱”等理念对话，创建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话语体系，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基督教，形成更具东方思维特质的诠释体系，构建具有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所以，我们的理想是：既然圣经所启示的生命真道，能在“地中海文化圈”同主流文化相结合，生发 “基督教希腊化”，在改教运动中圣经真理能同德国社会和文化相结合，生发基督教德国化，那么，在中华文化圈中圣经真理照样能同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相结合，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这里的重中之重，首先在于中国教会教牧人员自觉的、设身处地的讲台侍奉和神学思考，在牧会、探访、培灵等事工中，向信众传递中国教会的见证福音、服务人群的使命：神学释真爱，润物细无声；爱国又爱教，谦谦君子行。

      2. 历史叙事的更新。即中国教会需要摆脱“西方传教史”的依附性叙事，转而书写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共生的中国化历程，例如重新发掘明清之际“耶稣会士适应策略”与近现代“三自爱国运动”的内在关联，加强三自爱国运动、三自办教原则、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成果宣传的主动权，扩大影响力。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基督教新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有将近一百五十年是传教士及其神学和释经占统治地位，是“殖民地神学”的叙事历史。而我们赓续丁主教神学，必须重视“后殖民时代神学叙事”，顺应福音真理在东方、在世界的南半球迅猛发展的态势，顺应中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剔除神学诠释学中遗留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素，形成中国基督教自身在东方大国的神学叙事。什么是神学诠释？诠释是圣经文本的视域与教会处境中的视域的相遇，是道在这里成为肉身的桥梁，是教会的爱国爱教的行动和叙事，是活的上帝话语的体现，而非冰冷的书斋中的玄思。我们要将丁主教开创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叙事继续下去。

      （二）实践维度：从“适应社会”到“参与治理”的功能拓展。丁光训主教倡导的“爱国爱教”原则，在新时代可延伸为基督教参与社会治理和稳定的创新路径：

      1. 基层共同体建设。即在“政治可靠，作风民主，工作高效”的“三项标准”指导下，坚持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所制定的“两会治理模式”，发挥“基督教两会”桥梁纽带积极作用同时，也借鉴爱德基金会的经验，加强社会公益慈善工作， 通过社区服务、心理辅导等介入基层治理，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与公共服务的“补充者”，发挥社会正能量，努力实现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第二个五年规划（ 2023-2027 ）。

      2. 文化认同培育。即在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基督教文化，主动融入地方文化生态，如尊重公序良俗，支持传统节庆、参与古建修复，以此消解“外来宗教”的刻板印象，在文化上融合适应等。这是城乡基层教会教牧人员必须首先关注和思考的神学课题。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景，不仅仅是用中国文化诠释基督教信仰和圣经，而且是用圣经真理，特别是其中的“爱”来浸润中国文化和社会，使得形而上的宗教信仰，转化为具备更新文化、消除戾气、和谐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这是主动地与党的宗教政策相向而行，做到爱党爱国爱教。在基层教会讲台上，在我们宣讲出来的信息中，倡导基督教中国化，才是将丁主教神学思想赓续下去、传承下去的关键。

      （三）国际维度：赓续丁主教的神学思想，必须做到从“独立自主”到“文明互鉴”的角色升级。丁光训主教生前致力于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基督教的独特性，寻求赞同与理解，这一努力在当今“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语境中更具战略意义：

      1. 构建“21 世纪中国基督教叙事”。即通过国际会议、神学学术出版及网络传媒等多种渠道，系统宣传中国教会神学思想、成果及经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去殖民化神学”的参照样本，扩大神学叙事影响力。

      2. 参与宗教对话机制。即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教会可借助丁光训主教的“爱的伦理”思想，与伊斯兰教、佛教等开展跨宗教对话，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结语

      丁光训主教既是神学思想家，也是实践家，更是一位神学站位超前的神学诠释学大师。他的生平与思想深刻体现了基督教在中国从“外来宗教”向“中国化信仰”转型的历史进程。其神学理论遗产为今日中国教会提供了方向，即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通过伦理实践、文化融合和社会服务，实现信仰与时代的共生共荣。这说明，神学诠释不是神学家书斋中的玄思，而是生命真道在教会复杂的处境中成为见证和实践。正如他所言：“中国化的基督教将不再游离于人民事业，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 成为真正的中国自我”。[29]  他的思想为基督教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仍面临三重挑战：一是代际断裂问题，即年轻一代信徒对“三自”历史语境缺乏切身认知，面对异端邪教及境外渗透，需通过口述史、影视作品等方式活化历史记忆，强化圣经真理的正确诠释，强化三自办教原则教育，把三自办教原则宣传好，运行好和发展好； 二是极端思潮冲击，即面对基要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教会需强化丁光训主教“上帝是爱”的伦理教导，坚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消减排他性宗教话语；三是数字化转型困境，即网络空间的宗教传播可能消解中国化成果，我们亟待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神学新媒体矩阵，加强国内国际话语权，消除误会误解等。今年是丁光训主教诞辰 110 周年，我们在纪念他的同时，也需在今后工作中，以丁光训主教神学思想为根基，在守正创新中探索中国化新路径——既坚守信仰内核，又直面人工智能、生态危机等新时代话题，使基督教真正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而非“基督教在中国”。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丁光训主教毕生追求的愿景：爱释真理，其神学思考和神学行动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让福音的种子，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处境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道，在这里成为肉身。

      （王俊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王红系陕西圣经学校校长）

（本文转载自《金陵神学志》2025年第3期，第30—45页）

脚注：

[1] Gao Fe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logical Thinking,”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24, 2012, Foundation for T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2012, 112.

[2] K.H.Ting, “A Gospel For China,” in No Longer Strangers: Selected Writings of K.H.Ting, ed. Raymond L.Whitehead (New York:Orbis Books, 1989), 50.

[3] 汪维藩：《归途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89年，第26页。

[4] 陈逸鲁：“论丁光训的‘宇宙基督论’神学思想及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启迪”，《金陵神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22年，第55页。

[5] 丁光训：“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和充实”，《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5 年，第118页。

[6] 丁光训：“回顾与展望”，《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年，第301页。

[7] 丁光训：“在三自爱国组织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幕词”，《丁光训文集》第 325页。

[8]  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 ”，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 年 10 月，第 306 页。

[9]  K.H.Ting, “Christian Selfhood,” in No Longer Strangers: Selected Writings of K.H.Ting, ed. Raymond L.Whitehea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9), 82.

[10]  丁光训：“怎样看待基督以外的真善美？”《丁光训文集》，第 240 页。

[11]  丁光训：“神学与处境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上海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年，第 259 页。

[12]  丁光训：“一个基督徒的上帝观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93 页。

[13]  丁光训：“宇宙的基督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89 页。 

[14]  陈逸鲁：“基督教中国化与金陵协和神学院 ”，《金陵神学志》2019 年第 1 期，第 14 页。

[15]  陈逸鲁：“基督教中国化与金陵协和神学院 ”，第 12 页。

[16]  丁光训：“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金陵神学志》2000年第 4 期，第 4 页。

[17]  丁光训：“怎样读《圣经》”，《论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 年，第 92 页。

[18]  丁光训：“《圣经新语》序言 ”，《论圣经》，第 28 页。

[19]  丁光训：“宇宙的基督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88 页。

[20]  丁光训：“活着该有使命 ”，《丁光训文集》，第 184 页。又参丁光训：“在加拿大一所神学院的讲话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53 页。

[21]  丁光训：“调整神学思想的难免和必然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119 页。

[22]  丁光训：“一个中国基督徒怎样看无神论者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13-15 页。

[23]  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2016 年，第 225 页。 

[24]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98-99 页。

[25]  丁光训：“在世基联合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 ”，《丁光训文集》，第 13 页。

[26]  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 《丁光训文集》，第 42 页。 

[27]  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45 页。

[28]  丁光训：“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34 页。

[29]  丁光训：“回顾与展望 ”，《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第 17 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5年第4期